兴业策略王羲之、顾恺之……古人为啥喜欢名字带个“之”？

读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，很多人都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——这数百年间，喜欢用“之”取名的人，未免太多了一点。

特别是把这个“之”放在名字的第三个字的位置上，如书圣王羲之、画绝顾恺之、算圣祖冲之，还有史学家裴松之、名将刘牢之、东晋宗室司马休之……“之”作为名字的一部分，出现频率确实很高。并且，还有一家父子爷孙，都以“之”为名的情况。比如以“之”为名数量较多的琅琊王氏，王羲之的七个儿子，从大到小，分别是王玄之、王凝之、王涣之、王肃之、王徽之、王操之、王献之，均为“王x之”格式，孙子们同样如此，就连重孙辈，也以“之”字为名。据统计，自王羲之起，王氏家族五辈人中，一共有72人名字中带“之”，这个数量可谓相当庞大。

王羲之画像。来源/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要知道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十分看重避讳，尤其是士族内部。诞生于这一时期的《颜氏家训》记录“今人避讳，更急于古”。按照避讳的常理来说，与长辈同名或者同字，实乃大忌。那为什么这些世家大族，却在用“之”取名上，反而不顾礼节起来，难道为了一个流行名，甚至不惜犯讳？还是“之”这个字，有什么特殊之处，不需要遵守所谓的传统规定？

无意义的“之”？

其实，不仅现代人有疑惑，古代人也对此感到不解。

古人读书谓之“诵”，也就是有节奏地朗读，但口语不讲节奏，所以古人在作文时，为求语句整齐，保证节奏感，常常需要借助一些虚词，让口语合理地转换成书面语。“之”就是最常用的虚字，它在句中可以只起音节作用，并无实义。清人周广业琢磨一番后，认为这个“之”字，既然在文章中是助词，那么在人名中也应该如此，相当于强调或装饰，真名其实是“之”前的两字：

“之”是语助，二字作名，所重原在上一字。（《经史避名汇考》）

《左传》书影。来源/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

而“之”是名中虚词、助词的说法，也由来已久。汉赵岐注《孟子》云：“孟，姓；舍，名；施，发音也。施舍自言其名，则但曰舍。”晋人杜预注《左传》云：“介推，文公微臣。之，语助。”这里说的“语助”“发音”都是只在书面语出现而口语中并不存在的“非口语成分”。换言之，口语中呼唤的人名，是没有“之”的，加“之”只是为了书面表达的需要。至于“之”在写作时有加有不加，主要根据作者行文的需要而定。“之”字除了可加可不加，也可颠倒位置。如《颜氏家训》的作者颜之推，亦作颜推之，其实他的名字在口语中，只有“颜推”二字而已。

胡适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，并在此之上补充了内在逻辑。他在写给杨联升的书信中谈及用“之”命名的潮流时，下结论说，“之”作为无意义的“助词”，在名字中最大的作用就是让“单名”变“二名”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时，时常将两个字（二名）的名字改为一个字（单名），《春秋公羊传》认为孔子以此讥刺二名，二名不符合礼制。

孔子画像。来源/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王莽改制时，尊崇公羊学，认为“二名非礼”，强行推广“单名”。

自此，有身份的士族在给子孙取名时，只起“单字名”，胡应麟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说道：

“大抵东汉三国，帝王将相皆单名，二名者百中无一。”

而到东晋时期，随着玄学的兴起、民族融合的发展，这一风潮已渐弱，“二名”又开始被人们接纳。于是在单名后加虚词，介于单名与二名之间，是从单名流行转向双名流行的过渡。因该字本无意义，所以也不需避讳，差不多等于现在唤人作“阿x”“小x”。

天师道的“之”？

而史学大师陈寅恪，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——“之”是信仰“天师道”者的标识。他在《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》一文中说道：

六朝人最重家讳，而“之”“道”等字则在不避之列，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，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。……此类代表宗教信仰之字，父子兄弟皆可取以命名。

天师道前身是五斗米道。东汉顺帝年间，张道陵于蜀地鹤鸣山修道布教，著道书二十四篇，自立门派。他以“治”为传教单位，入教者需缴纳五斗米作为信米，用于维系教派运转与赈济贫苦教众，由此得名“五斗米道”，时人亦俗称其为“米道”。

张天师“阳平治都功印”白玉印，元。来源/江西省博物馆

五斗米道初期主要流行于蜀地民间，张道陵以符水咒法疗疾，结合民间信仰与道家思想构建教义体系，同时传授当地民众煮盐、农耕等实用技艺，逐步积累了庞大的信徒群体，教派势力不断发展。张道陵逝世后，其子张衡接续传教之责，进一步完善教派仪轨；至其孙张鲁时，五斗米道迎来发展鼎盛期——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，推行“义舍”“宽刑”等政策，统治汉中近三十年，使五斗米道的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扩大。

东汉末年，曹操击败张鲁，将张鲁及其部众、核心信徒迁徙至中原地区，五斗米道随之突破地域限制，从蜀地向中原、江南地区传播。入魏晋后，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成熟，五斗米道逐渐摆脱民间宗教的粗陋特质，被琅琊王氏、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接纳并推崇，教派名称亦逐渐演变为“天师道”——因张道陵被后世道教尊为“祖天师”，士族信徒为彰显对其尊崇，遂以“天师道”相称。

而当时，以带有宗教色彩的字为名，是风行的潮流。信仰佛教者，喜好用“佛”“法”“僧”等字取名，信仰道教者，则乐用“道”“玄”“灵”等字取名。如南朝宋文帝时期的名士王僧达、王僧虔，南朝齐的文学家僧佑，均以“僧”字为名，展现其崇信佛教；东晋道教名士许迈，字叔玄，蕴含道教“玄虚自然”理念。

张天师像轴，清。来源/上海博物馆

据《晋书》记载，“之”名密集的琅琊王氏“世事张氏五斗米道”，是论证“之”为宗教标识最有力的证据。

陈寅恪在《崔浩与寇谦之》一文中便以此为例：

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“之”字为名者颇多，“之”字在其名中，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，如佛教徒之以“昙”或“法”为名者相类……故“之”字非特专之真名，可以不避讳，亦可省略。六朝礼法世族最重家讳，如琅邪王羲之、献之父子同以“之”为名，而不以为嫌犯，是其最显著之例证也。

“之”是宗教标识，而非真名的一部分，因此，可以不用避讳。

总结来说，主要论据有三点：第一，“之”在六朝人名中不避讳， “父子兄弟皆可取以命名”；第二，天师道信徒以“之”为名者较多；第三，“之”在人名中可以省略。

身份复杂的“之”？

陈寅恪此说，也是当今最流行的对“之”字起名法的解释。然而，这一论证并非完美无缺，尤其是为什么“之”能够起到代表天师道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，陈说没有给出详细解释。

陶鹅，唐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
有人认为，“之” 字形象上给人飘逸之感，与天师道信众所追求的虚无缥缈的神仙在形象上匹配。还有人提出，鹅之形状颇似“之”字，鹅通体洁白，姿态优雅，行走时不急不缓，有“形神高迈，飘然若仙”之姿，得信道者喜爱，所以在虚词中选择“之”作为代表。这两种说法都显得有些牵强附会。近年来，一些学者也通过考据对陈寅恪说提出质疑。

比如，“之”代表天师道，并无强有力的证据。一些名字中带“之”的人不但不信仰道教，而且还是有名的佛教徒。如太原王坦之笃信佛教，“舍园为寺……号为安乐寺”。庾登之、蔡茂之、沈演之、何尚之等有记载的以“之”为名的人士，都明确信仰佛教，并无尊崇天师道的痕迹。一些以“之”为名者的父祖辈，也是信仰佛教的，这就否定了为后辈起名为“之”表现自己道教信仰的嫌疑。如阮裕“奉大法，敬信甚至”，其孙阮长之、阮歆之，曾孙阮弥之，均以“之”为名。因此，名中有“之”者不一定为道教信徒，甚至有的其父祖也不信奉道教。所以“之”与道教的关系，并非一对一。

石惠善造观音菩萨立像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
还有人推测，或许“之”字流行之初，确实带有宗教信仰的色彩，但流行开来后，不同支派甚至不信道的人在上层大家族的影响下相互标榜和效仿，使得“之”字越来越脱离了宗教信仰标志的作用。大家只觉得这样取名雅致、时髦、有身份，早已忘了它最初的宗教源头。

总的来说，数量庞大的“xx之”之名，以及陈寅恪先生指出的“之”字“可以不避讳，亦可省略”的现象，的确是六朝独特的人名现象。其背后究竟有无一以贯之的推动因素，学界莫衷一是，恐怕无法得出完美的答案。

据说，“之”在文章里作为虚词、助词的功用，大约在唐宋时期，就已经引发争论——究竟是有意义，还是无意义？宋代开封的朱雀门上面的匾额上写着“朱雀之门”，曾引起宋太祖的纳闷，问人：“那个‘之’有什么用？”他不明白百姓口语中的“朱雀门”为什么多了个“之”字。那么，“之”在姓名中的作用逐渐被后人不知，也似乎不足为奇了。

说不定，一千多年后的人们，也会对着我们这些人的点名册疑惑：为什么21世纪，很多人会在名字中间加一个“子”？这个“子”又有什么内涵呢？

参考文献：

1.（唐）房玄龄等：《晋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

2.（梁）沈约：《宋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.

3.（梁）萧子显：《南齐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2.

4.（梁）释慧皎撰，汤用彤校注：《高僧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2.

5.（唐）姚思廉等：《梁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3.

6.（唐）姚思廉：《陈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2.

7.（唐）李延寿:《南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.

8.胡适、杨联升著,胡适纪念馆编：《谈学论诗二十年———胡适与杨联升往来书札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1.

9.陈寅恪：《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》，陈寅恪著：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9.

10.陈寅恪：《崔浩与寇谦之》，陈寅恪著：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9.